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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山东出响马，河南出蹚将”这句老话流传很广，前半句好懂，响马就是骑马劫掠的匪伙，常见于旧小说和戏曲里。
但后半句的“蹚将”却常让人疑惑不解：既然响马已经是土匪，蹚将又是什么？
是不是换了个地方叫法，指的还是同一类人？
响马的形象很具体，有马、铃铛或者响箭，来去迅疾，拦路取财。
它的名声和山东的地理条件、交通位置连在一起，也跟历史上官方马政给民间造成的负担有关。
养马户交不上马驹，被逼迫破产，索性骑上剩下的马匹做了劫道的营生，这类故事在山东地方记忆里留下很深的痕迹。
响马从一开始就更接近“骑马的武装劫掠者”，它的核心画面是马背上的突然出现和迅速消失。
蹚将的前身叫“蹚匠”，不是职业匪徒，而是豫西山区农闲时出来找活路的青壮年。
豫西山地多，地块零碎，灌溉和耕作条件差，冬季农闲时，当地富户和村庄需要人手去修梯田、挖沟渠、垒石堰，做这些活的人就聚成了“蹚匠班”。
蹚匠是手艺人，也是卖力气的人，石匠、泥水匠、窑匠都有，他们在农忙时可能还回家种地，农闲时结伴外出做工，挣的是一份很薄的工钱。
如果活路接不上，一班人闲下来，吃饭就成了问题。
人已经聚在一起，手里又有开山凿石的工具，离“拉杆子”的距离并不远。
“蹚”这个字在豫西方言里本身就有“出去闯”“混一混”的意思。
混得好叫蹚得开，混砸了叫没蹚成事。
蹚匠变成蹚将，字面上只换了一个字，含义却从“出工的人”变成了“拉起武装的人”。
这个变化不是某一天突然完成的，而是在晚清到民国那段秩序越来越松散的岁月里一点点发生的。
工作越来越少，蹚匠班越来越多地变成“杆”，几十人一蹚，几百人一杆，上千人就成了“起”。
鲁山一带的方言后来干脆用“蹚将”统称土匪，官方文书里的“匪”，民间口里的“蹚将”，指向的是同一批人，但说话人的立场并不一样。
在当时的官府和富户眼里，蹚将当然是匪。
但在豫西不少穷苦人看来，“蹚将”这个词并没有那么重的贬义。
一个年轻人敢离开村子，敢结伙出去闯，敢在活不下去的时候拿命去换一条路，至少在乡间的评价里不算“怂蛋”。
响马的生成逻辑更偏向交通线和马匹，蹚将的生成逻辑则偏向山地和手艺。
豫西的社会条件把这两件事推到了一起：山高沟深，十年九旱，土地产出有限，农闲时必须找副业，一旦天灾或战乱打断了正常的做工周期，蹚匠班就很容易整体转为武装。
蹚将群体里后来出了不少有名有姓的人物。
白朗是宝丰一带的蹚将出身，起事后纵横数省，队伍一度发展到很大的规模。
老洋人张庆、樊钟秀也都从豫西的杆子里走出来，后来成为民国军事舞台上不能忽略的力量。
还有一批蹚将首领在辛亥革命前后被编入地方武装，王天纵、憨玉琨、柴云升等人率领的刀客和杆子，后来成了镇嵩军的骨干。
从蹚匠到蹚将，从杆子到军队，这条路径在豫西不是个别现象，而是一种反复出现的模式。
它提醒我们，把“蹚将”简单等同于“土匪”，会漏掉这个群体身上最要紧的东西：他们首先是某个具体生计体系里的人，然后才是武装集团里的成员。
响马让人想到的是马队、铃响和道路上的截杀；
蹚将让人想到的是山沟、工地、农闲时结伴出村的匠人，以及活路断了以后别无选择的那一步。
把这两个词放在同一句话里，实际上是在说两种不同地方长出匪患的方式：一个靠马背上的流动，一个靠山地里的闲暇与手艺。
知道“蹚将”原本是一群修梯田、挖沟渠的人，这句俗语才不只是一个顺口的对仗，而是一段关于底层人怎样被生计推着走的历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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